1981年，《自愿的简单》（Voluntary Simplicity）一书在美国出版并流行。时至今日，以节制消费为主题的简单主义运动在西方国家已小成气候。
18世界法国有个哲学家叫丹尼斯·狄德罗。有一天，朋友送他一件质地精良、做工考究、图案高雅的酒红色睡袍，狄德罗非常喜欢，可他穿着华贵的睡袍在家里踱来踱去，越踱越觉得家具不是破旧不堪，就是风格不对，地毯的针脚也粗得吓人。慢慢地，旧物件挨个儿更新，书房终于跟上了睡袍的档次，狄德罗终于坐在帝王气十足的书房和睡袍里，可他却觉得很不舒服，因为“自己居然被一件睡袍胁迫了”。他把这种感觉写成文章，题目就叫《与旧睡袍别离之后的烦恼》。
两百年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朱丽叶·施罗尔读了这篇文章，感慨颇多。在去年出版的《过度消费的美国人》一书中，她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狄德罗效应”，指的就是新睡袍导致新书房、新领带导致新西装的攀升消费模式。
从书名可以看出，施罗尔不喜欢“狄德罗效应”，她是反过度消费的简单主义者。但施罗尔又不是简单的简单主义者，她从经济学角度对消费行为和节制运动作了多年研究，给“狄德罗效应”提出的对策是立即终止攀升以建立全新消费观念，附加说明：此举势在必行，真正做到却比登天还难。
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也信仰简单主义，他去年出版的《奢侈是一种热病》讲了一个烧烤架的故事，颇能证明施罗尔的观点。
弗兰克教授在80年代花89．95美元买了一个烧烤架。不久前，烤架的点火钮坏了，架板也生了锈。在修理它还是买新烤架的抉择过程中，弗兰克才发现烧烤产品20年进步得多么“可怕”。他的旧烤架直径7英尺，红外线翻转架可同时烤上两只火鸡、一只小乳猪和40斤玉米，这些功能对弗兰克来说已经绰绰有余。所以当他得知这种烤架已经太落后，而换代产品售价5000美元时，他简直无法想象其功能会先进到什么程度。
作为简单主义者，弗兰克教授拒绝斥巨资购买功能远远超出实际需要的烤架。可这丝毫不影响该烤架在美国畅销和年创产值12亿美元。为此，弗兰克写书批评无意义的先进产品，说它们驱赶着人们不断消费，结果人们对奢侈品的盲目欲望就像热病一样蔓延。
“狄德罗效应”无处不在，“奢侈的热病”又四处蔓延，说出这话的简单主义者看来已从当年抵制消费回归山林的狂热中走出，对这一信仰的实践难度形成了相当专业的认识。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一次生物实验结果又给简单主义运动来了个“釜底抽薪”。他们对19组南非猿猴研究后发现，每组的猴王体内塞罗托宁含量都比其他猴子高出50％左右（塞罗托宁，serotonin，一种提高动物舒适感的神经物质，具有调节行为和情绪的功能），如果把猴王隔离72小时，它体内该物质的含量就会降低，而新猴王的含量则明显上升。等老猴王回归并夺回原有地位以后，所有猴子的塞罗托宁含量就又回到原初水平。
人们从这个实验得出一个结论，猴子如果当上老大，也会自我感觉良好。现在的问题是，塞罗托宁含量高和自我感觉良好二者之间孰因孰果。加州大学继续实验，发现被药物提高了塞罗托宁含量的动物比它们被镇静剂稳定了情绪的同类更容易获得群体中较高的地位。对男人做过类似实验后，科学家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他们的睾丸素酮和社会地位是共升共降的关系。
弗兰克教授利用这个实验结果给了简单主义一个残酷的打击，他在《奢侈是一种热病》中写道，不管舒适感和高地位是谁导致了谁，“关心自己在同类中的相对状态是根植很深的、不可磨灭的人性”，所以如果简单不能在一日之内成为大众的状态，就永远不能成为大众的状态。
利用强制措施迫使大众简单的尝试在4世纪的罗马就已开始。当时法律对丧葬花费做了严格规定，从陵墓大小到饮宴等级，甚至棺木选材都有限制。但那就像中国的布衣和锦衣之分，只是把消费大众限制在不同的等级里，不能限制他们将象征各自等级地位的消费水平发挥到极致。
中世纪的欧洲平民没有资格穿亚麻布，也不许使用花边装饰，但他们很快发现好的纽扣能有效将自己区分于同类，到14世纪的时候，纽扣已经变成大有文章可做的饰物，肘、腰、颈等不同部位有不同纽扣，金、银、象牙等不同材料讲究不同风格，最后国家不得不颁布了限制使用纽扣的法令。
如果强制简单没有成功先例，那简单主义运动可依托的只能是普遍高的个人觉悟了：大家都根除与人攀比的天性，都不接受华贵睡袍免得产生配套反应，都一看到烧烤架昂贵和复杂得不可理喻就干脆再也不烧烤……
可朱丽叶·施罗尔对简单人的调查结果却令人怀疑普遍提高大众觉悟的可能性。她发现，在美国，能够返朴归真的基本是独身、年龄偏大且无未成年子女的白种人。他们有备用的银行存款，所以自信；受过良好教育，所以对简单后的世界应对自如。对美国简单主义者的简单状态，施罗尔概括了最关键的一句话：他们之所以简单，是因为他们一旦需要，即可选择复杂和回归消费主流。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1999年第5期，刘芳文。）
